手提袋是现场遗留的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它的“独特性”突出：第一，该手提袋为自制的，而不是购买的，缝制它的原料是造纸网用旧毛布；第二，在缝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线，采取了机器缝制和手工缝制两种方法。这些特点为我们寻找该手提袋材料的出处、加工地点，从而摸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线索提供了可能。
技术科对手提袋的材料和产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请到乌鲁木齐市第一、第二造纸厂、纺织研究所、羊毛研究所及轻工产品质量检测站等单位8名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进一步认定该布料是造纸原同机上使用的800克／米毛、纤混纺上滤布。毛、纤比例为，纬纱毛22．75％，化纤77．25％；经纱毛17％，化纤83％，织造工艺为破斜纹织法。
这类滤布主要生产厂家有天津、青海、江苏等地的工业用呢厂。
在新疆主要造纸厂的分布有：石河子造纸厂、玛纳斯造纸厂、昌吉市造纸厂、巴州第一造纸厂和博湖造纸厂。
该滤布正常在造纸机上使用，约一个月更换一次，遇到出褶皱的情况则要提前更换。手提袋的布料较新，使用时间短。造纸厂更换下来的滤布一般裁成块状，销售给职工。
现场遗留包枪用花毯的鉴定分析：
1．该毛毯为晴纶毛毯，规格16x21米；
2．图案为“双喜”，上下对称鸳鸯图案。
技术部门对包枪用的花毯也做出调查分析，他们找到乌鲁木齐市纺织品批发站、市针织品批发站，兵团针织品批发站，商贸城及部分零售店进行调查，得知以下情况：
该毛毯颜色有红绿两种，生产厂家为浙江仓南毛毯厂，1994年，兵团针织品批发部经销过该产品，主要销往南北疆各地，部分作为抽奖奖品发放过。
由于“8·19”与“7·5”、“8，8”已并案侦查，因此对石河子现场发现的套狗用鱼钩渔线也做了鉴定和调查。
该鱼钩为上黑钩，有国产、进口两种，国产为江苏产品，另一种为日本产，广东汕头伽玛卡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并经销。乌鲁木齐除四方贸易公司（渔具专营公司）经销外，各渔具店都有零售。四方公司曾批发给克拉玛依、石河子等地。
这些鉴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它们在后来的侦查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五、发现夹河子干渠中的摩托车
这在当时，与乌鲁木齐“8．19”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是发生在异地的一个普通案件。我把发现摩托车案放在这里来写，主要是不想违背时间顺序。同时也想说明一下，一个大案件背后的线索是多么扑朔迷离，你认为毫无关联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时，却是这一案件的有机部分。
8月20日，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办事，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带都没有气，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他觉得可疑，于是上前盘问，
二位民工开始回避，后来如实说出，摩托车是他们在夹河子干渠大桥下摸鱼时发现的，二人把它打捞上来。
民警王辉把二民工连同摩托车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
镇长到派出所辨认。王吉江一眼认出这辆阵托车就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前后带多处被刀割破，车牌也被卸掉，又被丢进干渠，造成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很令人怀疑。
派出所立即对夹河子干渠大桥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将情况上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8月21日，刑警大队魏新生大队长带领侦察员，到夹河子干渠大桥查看现场。从现场桥栏杆处摩擦的痕迹看，摩托车是人为地由桥上推下，坠入渠中。摩托车前后带也是人为割破。刑警大队认为，从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作其他案件准备交通工具。由于王吉平与摩托车一起失踪，据此推断，王吉平很可能已经遇害。
玛纳斯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仕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并于当天向有关地区发出了协查通报。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见到通报后，派人到玛纳斯县刑警大队了解案情，并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探讨此案与石河子两案及乌鲁木齐市“8·19”案件串并的可能性。
从时间表上看，该摩托车失踪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与“8·8”案件之间，而“7·5”案没有摩托车，“8·8”出现摩托车；从抛车地点看，又恰在141团与149团场之间，应该说疑点是存在的。但由于王吉平的尸体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又不充足，没有发现并案的有力条件。因此，此案暂被当作个案，由玛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侦查。
六、发现缝鞋匠
这是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三案并案之后，警方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在总结案件侦查过程时说，发现缝鞋匠，是案件的一个转折点。
“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都极为重视。乌鲁木齐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亲自指挥的专案组，全力推进侦查工作。区厅杨德禄副厅长多次来到市局刑侦处，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8·19”与石河子“7，5”、“8·8”并案后，杨德禄副厅长代表公安厅，召集两地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并案侦查后的工作原则。要求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两地的公安部门，在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在区厅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做战。发现重大线索必须及时互相通气，三案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两市刑侦部门共同享用。
区公安厅通过对案件的综合分析，认为：第一，犯罪分子的窝点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的前期活动，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在抢劫到现金后，很可能返回石河子。因此，虽然“8·19”案的案发地在乌鲁木齐，但侦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石河子。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杨德禄副厅长决定，把乌鲁木齐“8·19’”案现场提取的重要物证线索，移交给石河子公安局，由石河子刑警大队依据实物，迅速铺开调查工作。
根据杨厅长的指示，8月20日上午，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言、技术科长江援朝来到乌鲁木齐刑侦处，把提枪袋等重要物证，带回石河子
市公安局。
中午，龚兴言大队氏把查找提枪袋缝制人的任务，交给副大队长慈新光，安排他带领侦察员，依照原物，在石河子所辖范围内利用各种方式展开调查，一定要找到缝制此袋的鞋匠。
慈新光决定，先从石河子市内查起。
20日下午，慈新光在石河子老街上找到专卖轧鞋物品的批发店，向他们展示了实物。店方介绍，他们所售的缝鞋线都是两股线，没有销售过三股线，更没卖过棕色三股线。
8月21日，慈新光带领侦察员来到市环卫处，从那里了解到城区有60多个注册的个体鞋摊。上午，他们一口气找了其中的20家，无一家使用过三股线。
慈新光反复观察提枪袋，缝制的棕色三股线比较粗糙，他想，这会不会是下边团场使用的劳保鞋用线？他立即把这个想法向龚兴言做了汇报。龚兴言同意暂时放弃石河子城区的工作，到下边团场寻找线索，并划定了第一批重点区域，包括莫索湾垦区149团、147团、145团和下野地垦区的122团、141团。如果没有线索，再扩大范围，直到把农八师（石河子）所有团场的全部鞋匠，都调查一遍。
吃过午饭，慈新光和姜笑天带车出发，直奔莫索湾。路上汽车出了毛病，他们延误到晚上。结果只查了145团的6个鞋摊，没发现线索。来到147团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没停留，把车直接开了过去，到专案组驻地149团住宿。来到149团场，慈新光跟派出所联系，连夜查访了当地的4家鞋匠（到家中访问），结果在其中的两家发现棕色三股合成线。
事情终于有了推进，慈新光和姜笑天都很高兴。
在慈新光等人查访缝鞋匠的同时，石河子市电视台公布了乌鲁木齐“8·19”案件的部分案情，并反复播放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和现场遗留物证，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扩大线索来源。
当天晚上，从莫索湾公安局赶来的刑警魏江年、罗爱江向慈新光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147团有个女鞋匠，看过电视说，她曾缝过电视里那样的包（提枪包）。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二天一早，慈新光、姜笑天离开149团，驱车40多公里，径直来到147团派出所。彭所长派人找来那个女鞋匠。这时，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这位姓周的女鞋匠看过实物之后摇摇头，面有难色地说：“这个包不是我缝的，我缝的那个包有1米长，20公分宽。颜色也不一样，那个是带点黄色的毛毡包。”
女鞋匠张冠李戴了，大家都感到泄气。
既然来到147团，其他鞋匠仍要走访一下的。慈新光对彭所长说明了这个意思。
彭所长说：“离咱派出所不远的市场口上，就有三个鞋匠，你们先去看看。”
他派治安员李亚东带慈新光、姜笑天过去。果然看见三个鞋匠并排坐在路口上。两女一男，刚刚来过派出所的周鞋匠在最北边，男的在中央，最南边仍是个女的，每人相隔两三米。
男鞋匠叫朱新志，40多岁。慈新光把包拿给他看，问：“你做过这样的包吗？”
朱鞋匠拿过去瞧了瞧，又翻过来看底。慈新光觉得有门儿。大约看了两分钟
，他抬头看慈新光，说：“你问这干啥？”
慈新光这时亮出身份，说：“为了一个案子，想了解下情况，看这个包是不是你做的。”
朱鞋匠说：“这个包是我做的，当时跳线，缝不成，手工是她儿子缝的。”他指了指南边坐着的那个女人。
慈新光又把包儿拿给那个女人，她看了看说：“这是刘兵缝的。”
刘兵是她的儿子，她现在帮儿子看摊。
真是没有想到——方才大家还觉得泄气，现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大喜过望。
慈新光把朱新志和刘兵的母亲请到派出所，不久刘兵也找了来。刘兵小个很矮，看上去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像个孩子，嗓音也未脱童声。但他善谈，比朱新志和他的母亲都爱说话。
据朱新志和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拿来白色呢料和帆布带。开始朱新志接的活，用机器缝，因他的机子跳线，没缝成，只扎了一条线，交给临近鞋摊的刘兵。刘兵继续用手工缝，先后共花了两个小时，才把手提袋缝好。
慈新光立刻打电话向龚兴言报告：缝鞋匠已经找到：缝制人之一是147四个体修鞋户朱新民，41岁；另一名是原147团制板厂工人，现个体修鞋匠刘兵，男，26岁。龚兴言要他立即回市局汇报。
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传强、龚兴言、江援朝，以及区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