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之后，凡是项茹梅跟别人当面或者是电话里谈起自己丈夫的时候，林俐就自然而然的支起耳朵，从项茹梅的这些谈话和抱怨中，林俐知道项茹梅不喜欢她的老公，不喜欢的原因是欧阳健不求上进。林俐对此一点也没有吃惊，因为欧阳健跟项茹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林俐同时也感到了一种不平。什么是上进？难道只有拼命赚钱就是追求上进？像欧阳健这样安居乐业就不是追求上进？
在项茹梅跟欧阳健闹离婚的那些日子里，项茹梅跟别人的谈话或者是电话中关于欧阳健的信息多了起来，林俐也从这些信息中获知他们要离婚的事。林俐觉得项茹梅很傻，这样的好老公还要闹着离婚，不是很傻吗？但是她又暗暗地为欧阳健庆幸，觉得项茹梅实在是配不上欧阳健，这样的老婆不要也罢。
有一天中午，欧阳健打来电话，找项茹梅。项茹梅不在，项茹梅跟牛德望出去吃饭了，电话是林俐接的。那是林俐第一次跟欧阳健对话。
“项茹梅吗？”
“不是，”林俐说，“她不在。您是欧阳老师吧？您好。”
“你好。”欧阳健说。
“我认识您的。”林俐说。
“是吗？”欧阳健说。
“我听过您拉的小提琴，”林俐说，“您拉的非常好。”
“哪里。”欧阳健说。欧阳健显然没有心思接受别人的恭维，但是做人的礼貌使他不得不应付着。
“只有非常高尚非常纯粹非常坦荡的人才能演奏出那种行云流水般的优美音乐。”林俐说。
欧阳健心里动了一下，尽管他根本没有打算接受任何人的恭维，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到位的评价，欧阳健还是舒坦了一下，仿佛这些天他一直被乌云笼罩着，现在突然出现了一缕阳光，使欧阳健的心里终于亮堂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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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欧阳健说，“你叫什么名字。”
“林俐。”
“谢谢你，林俐。现在能够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可不多呀。”欧阳健说。
“懂得欣赏人的人更少。”林俐说。
欧阳健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一下子没有听懂林俐的话，还是听懂了她的话而想起了更多的东西。
“您和项总监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林俐说。说的声音非常小，仿佛并不想让欧阳健听见。但是欧阳健肯定还是听见了，因为林俐从电话里面听到了他轻轻的叹气声。
“其实，”林俐说，“其实项总监能够嫁您那是她的福分。”
欧阳健没有说话，还是轻轻地叹气。
“其实谁嫁给您就是谁的福分。”林俐说。
林俐和欧阳健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上的，以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好上的，没有人知道。倪和平和王思蜀不知道，项茹梅和牛德望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在欧阳健和林俐结婚的时候才知道。好在结婚是他们俩自己的事，与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们俩觉得好就行了。而事实上，他们俩结婚之后的感觉非常好。直到林俐跟欧阳健正式结婚了，她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并不都是强奸犯，她才知道两性生活其实也可以是非常美妙的，也可以是给双方都能带来愉悦的。婚后，丈夫欧阳健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伤着她，连新婚之夜床
上的事情都小心翼翼。林俐受过伤害的事情欧阳健已经听说了，是听林俐自己说的。在深圳，除了林俐自己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至少在欧阳健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欧阳健只能听林俐自己说。欧阳健听说她的这些遭遇之后一点没有看不起林俐，相反，他觉得林俐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姑娘。连王思蜀也跟倪和平说：是啊，二十九岁了，有过一次，还不是自愿的，当然纯洁。
欧阳健下决心要好好保护林俐，好好爱护林俐，要让她开心，要让她幸福，要让她心里充满阳光，要让她从此过上再也没有委屈的生活。
新婚之夜，林俐说：“我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欧阳健说：“我能娶到你是上帝对我的关照。”
王思蜀跟倪和平说：这叫善有善报。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1）
28
欧阳健是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日子来筹备他和林俐的婚礼的。这次结婚对欧阳健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条件有限，非常简单，第二次他不想再简单了。再说这次结婚对林俐是第一次，为了林俐，欧阳健不打算马虎。既然欧阳健不打算委屈林俐，那么这次婚姻他就要好好操办一下。
不管项茹梅怎样装作若无其事，自己的部下和前夫结婚对她来说都是一件难堪的事。难就难在她现在跟牛德望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如果项茹梅跟牛德望已经结婚了，是正式的夫妻了，那么欧阳健跟林俐结婚，项茹梅一点都不难堪，不但不难堪，说不定她还很高兴，没准一高兴送他们一个贵重礼物也不一定。但是现在她跟牛德望没结婚，不但没有结婚，而且好像还根本就结不了婚，这就不能不让项茹梅感到难堪，甚至还感到难看，并且这种难堪和难看还导致她的愤怒。
在欧阳健和林俐筹备结婚的日子里，牛德望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项茹梅借故跟他歇斯底里。最近项茹梅在牛德望面前已经两次歇斯底里了。好在这一次项茹梅还保持了理性，或者说人在大悲的时刻反而异常的冷静。
项茹梅向牛德望建议：我们带着女儿欧阳渝丽回重庆耍一次吧。
“好。”牛德望说。
倪和平也觉得项茹梅这件事情处理的还比较有水平。既可以回避，也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某些平衡。
牛德望现在对项茹梅好像惟命是从，他这种表现不仅是怕项茹梅歇斯底里，也确实是对项茹梅心存感激。
要说牛德望的迷信也有碰巧的时候。前段时间牛德望跟项茹梅重新和好之后，深圳的房地产果然又有所回升。香港的秦老板说话倒也算数，还是把牛德望关外的那块由生变熟的地买过去。秦老板买过去的目的是做工业区，做工业区的目的不是他自己要在那里开很多的工厂，而是把自己的建设的标准厂房租给他香港的朋友开工厂。秦老板做生意的观点与牛德望一样，只赚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利润，不要眼睛盯着合作方的利润。在秦老板看来，牛德望赚地皮的钱，他赚出租厂房的钱，他的那些朋友赚加工出口产品的钱。各得其所，有钱大家赚。秦老板以前在蛇口跟鱼工贸合作过，在蛇口南山脚下的沿山路开发了一片标准厂房，并由此引来一批香港客商。这些客商把写字楼放在香港，把工厂建在蛇口，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比在
香港低许多。秦老板现在又把眼睛盯在了关外，认为在关外开工厂比蛇口更合算。关外的限制更少，人工费用更低，所以在关外建设工业区更有市场。秦老板的开价比牛德望原来预想的低了许多，如果按这个价成交，刨去银行“协议贷款”利息和平整土地的费用，牛德望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于是他就有点犹豫，想着不赚钱做什么生意呀？这时候项茹梅苦口婆心，建议他马上出手。基于“迷信”，想着项茹梅是自己的福星，牛德望照办了，谁知刚刚出手，房地产马上进一步回落。牛德望觉得是项茹梅帮着他又躲过一劫，于是就高高兴兴陪着项茹梅和欧阳渝丽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之后，欧阳渝丽住到爷爷奶奶家，项茹梅和牛德望则住进重庆大酒店。虽然项茹梅的父母早已搬出了坡坡屋，住进了嘉陵新居，完全有能力安排他们的住宿，但是项茹梅和牛德望还是选择住大酒店。
住大酒店而不住自己父母的家似乎已经成了深圳有钱人回内地的习惯做法，这也是深圳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习惯有它的合理性。住酒店方便，随意，可以享受服务，便于接待朋友。如果是住父母那里，一方面不好意思让父母照顾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有朋友来探望，是探望他们还是探望父母大人？是带礼物还是空手？但是，这种好习惯这一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方便，不但没有带来方便，反而还带来了麻烦。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重庆还执行旧的治安管理与处罚条例，住宿登记的时候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他们愣了一下，说是夫妻，但是说的不是理直气壮。晚上查房，别的房间没查，直奔他们这个房间来。其实那天牛德望跟项茹梅还真没有睡在一个床上，但是就是这样，也被警察隔开询问。询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好在他们当时还没有糊涂，回答还算基本一致，既然基本一致，就证明他们不是卖淫嫖娼，再加上牛德望声称自己是来重庆投资的，于是教育了一番，从轻发落。
虽然从轻发落了，但是这件事情给项茹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把他们本来想极力掩盖和回避的事实一下子全部斗落出来，并且斗落得清清楚楚，能不恼火吗？恼火的后果是提前返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项茹梅把满腔的悲愤全部发泄到牛德望身上。发泄的方式不是歇斯底里，而是非常冷静地跟牛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并且项茹梅说到做到，马上就跟牛德望分开，碰都不让牛德望碰了。
牛德望哄了几天，没效果，也烦了，感觉到这样也确实是太委屈项茹梅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想着长疼不如短疼，再说总不能老是在“对不起”中生活一辈子呀。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爱琴，搞的身心憔悴，体力不支，算了，分手算了。
“怎么分？”项茹梅问。
“随便你。”牛德望说。
“什么叫随便我？”项茹梅说，“我说公司给我一半的股份你同意吗？”
“别墅给你，”牛德望说，“另外再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项茹梅说，“打发叫花子呢。”
“那你说多少？”牛德望问。
“感情上的账就不算了，”项茹梅说，“算也算不清楚，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节
约和额外赚的钱给我吧。”
“那是多少？”牛德望问。
“多少你自己难道不知道？”项茹梅反问。
“那就再给你加一百万吧。”牛德望说。
“没门！”项茹梅火了，“这些年老娘帮你偷的税也不止这个数！”
牛德望听出项茹梅的话里面带有威胁的成分，他没想到项茹梅说出这样绝情的话，也很气愤，差点想找黑社会把她杀了。但项茹梅早有准备，项茹梅已经写了几份遗嘱分别放在几个朋友那里，而且遗嘱上都附上牛德望这些年违法乱纪的凭据，牛德望没办法，把柄捏在项茹梅手中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万现金和一套别墅的代价彻底分手。
与牛德望分手之后，项茹梅自然不能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担任财务总监了。事实上，她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发呆了一个月，思前想后，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彻底体会到了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的滋味，最后，决定放下架子，主动找欧阳健重归于好。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